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棘籬與玫瑰,英雄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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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死傳奇

我走上甲板察看,只見天氣晴朗,紅日東昇,船停在水中,水色濁黃,岸上有樹木人家,顯然已離開大海,駛入江心。徬徨間只見有人搖著一隻小舢板來賣香菸,我打聽這是什麼地方,千幸萬幸他聽得懂;他說這是上海,千幸萬幸我也聽得懂。既然已經來到上海,為什麼還不駛進碼頭?  我明白了,謠言成真,我們的目的地並非上海,而是中途經過上海,押船的官兵為我們布置了一個「水牢」,然後進城遊樂去了!我當機立斷,掏出牛老師給我的那一塊銀元,那是我飢寒交迫中的全部財產,我知道必須罄其所有、快刀斬麻。多麼可愛的牛老師!多麼可愛的銀圓!然後,多麼可愛的船夫啊,他立刻收下銀圓,渡我上岸。那時一九四九年三月,金圓券面臨崩潰,銀圓一元兌換紙券三十萬元,這個數目對他有很大的吸引力。  千幸萬幸沒人看見。上岸後照船夫指示的方向走,經過一些農家,看見田地裡插著東倒西歪的木柱,掛著稀稀落落的鐵絲網,心中納悶,難道這就是防禦工事?這樣的工事怎能抵抗解放軍進攻?一直往前走,掏出指導員留下的地址問路,一直走進中心區最繁榮的地方,兩年零十一個月以前我來過,我還認識它。  指導員指定的那條馬路,一側全是高檔商店,店員看見我走近,急忙拿出幾個零錢來打發,我搖手拒絕,請他們看地址,他們伸手往馬路對面一指。怎麼對面這一邊根本沒有住宅?馬路很長,我由這一頭找到那一頭,再從那一頭找到這一頭,不見目標。好容易攔住一個行人,他懂普通話,他告訴我這裡是上海有名的跑馬廳,根本沒有門牌號碼。我的心往下一沉,可是我不死心,我不能離開這條馬路,這條路是我在大海中的一根救生繩。我仍然沿著馬路尋找,由這一頭找到那一頭,再從那一頭找到這一頭。我想我是瘋了。  後來知道,那時上海警備司令部組織了糾察隊,沿街逮捕散兵遊勇,倘若被他們捉到,以我尷尬的裝扮、凶險的經歷,經過他們的安排,我會化成保衛大上海的一滴血。可是我在市區逗留了那麼久,沒碰見糾察隊,(也許他們正在打牌?)我是活在國民黨的缺點裡,(死在共產黨的優點裡?)  萬難設想,我竟碰見了同事朱少校,如果這是寫小說,讀者一定認為不可能、不合理。「不信書,信運氣,」當命運打盹的時候,我們就絕處逢生。  我與朱少校一同在秦皇島兵站辦公,一同在天津被俘,同時釋放,他在俘虜營裡替我用鹽水洗眼消炎,河北一別,我以為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。他的臉色黯淡,那時到處可見精神萎靡的軍人,連續的挫敗消蝕了他們的自信。他第一句話就是告訴我:「上校爺爺」擔任上海軍械總庫的副總庫長,秦皇島的那個軍械庫也來了,設在江灣,可愛的朱少校,他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麼。然後他掏出幾張鈔票給我,我把他的手推回去,他淡然說:「你還是那個脾氣。」像是褒又像是貶,不再勉強。  他什麼也沒問我,倒是我問他時局怎麼樣,他說「壞透了。」我問他在那個單位工作,他說他要去安徽安慶,安徽安慶?我真希望他這句話是個謊,倘若果真,一個月後解放軍渡江南下,東南地區國軍全線潰退,朱少校啊你在何方!  奔到江灣軍械庫,先找我的堂弟棟才和同學袁慕直,他倆都是我在秦皇島從中安排得到工作,劫後重逢,兩人熱情接待。不僅如此,我赫然發現父親也在江灣,蒙他們兩位照料!這一驚一喜非同小可。淮海戰役發生,父親難以留在浦口,妹妹和弟弟把他接到流亡學校裡去住了些時,跟學生一同吃大鍋飯,學校缺糧,他又到上海投奔堂弟。我能脫離解放區回到父親身邊,對他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個意外,他倆能在我行蹤不明之後照料我的父親,真是今世難見的高風。  我和父親無言相對,多少該說的話都沒說,多少該問的問題都沒問,多少該流的淚也沒流。我們都知道相逢是個奇蹟,但是也知道只有一個奇蹟不夠,下一個奇蹟更難、更不可能。我們等待更大的痛苦,更深的絕望,因而陷入致命的疲倦之中。  江灣區的位置在長江南岸,靠近吳淞口,水運方便,住宅稀少,適合囤放軍械彈藥,聯勤選中這個地方,用鋼版組合了一望無際的庫房。我的工作是每天登記械彈發出和收進的數目,製作日報表呈報總庫,工作清閒,可是我完全不能寫作,因為我喪失了反芻的能力和想像的能力。  我也不再那麼愛看報紙,我彷彿可以料到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,人若未卜先知,還需要新聞報導嗎?辦公室裡有一份《新聞天地》週刊,那時正是這份刊物銷量最大、聲望最高的時候,我在江灣只接觸到這一份新聞媒體,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,從聖約翰大學圖書館找到《新聞天地》合訂本,整理我的回憶。  還記得我到上海不久,代總統李宗仁再派五名代表與中共議和,中共指定代表團四月一日北上,我看到這天出版的《新聞天地》,封面大字標題印著「萬愚!萬愚!」四月一月是西方的愚人節,中共怎麼選了這個好日子!那時《新聞天地》熱心討論國府「畫江自守」,國共「隔江而治」,它說長江以南沒有共軍,長江號稱「天塹」,有利防守,「反共靠水」,國府尚有完整的海軍。它說國府雖失去東北和華北,白崇禧的大軍尚在湖北,胡宗南的大軍尚在陝西,陳明仁兵團尚在湖南,山西有閻家,甘肅有馬家,加上四川和雲南,國府還有議和的本錢。它說史大林反對解放軍渡江,對毛澤東當然有影響力。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調停國共衝突的時候,中共都堅持組織聯合政府,現在中共可以一償宿願了!這些推斷,可以代表當時江南多少人的希望。 可是這一切都是夢幻泡影。  父親原住北四川路底,有一段時間我每天在北四川路上通勤,看我生命中最後的上海。舊地重來,景光變了多少,怎麼處處有衣冠楚楚的人擺地攤?原來百貨滯銷,公司沒錢發薪,改用產品折價相抵,由員工滿街擺攤求售,居然是日本投降日僑等待遣送的景光。歷史絕不重演,只是往往相似!交臂接踵,多少賣美鈔的小販,手中新鈔刷刷響,多少賣銀元的小販,手裡的銀元叮噹響,那是他們的廣告,他們低著頭沿著人行道不停的走來走去,等顧客找上來,一同躲進小巷裡成交。那時販賣美鈔銀元是死罪,馬路作刑場,就地槍決,我曾撞上行刑的場面。可是不久禁令解除了,又准許人民使用銀元,我情感麻木,理智未泯,這就是法律的「相對性」!書本上說,宣信爵士(James Simpson)是最後一個因盜竊罪而被吊死的人,那麼最後一個上法場的銀元小販是誰?他也該留下名字。三十年後,兩岸政策急轉彎,總有最後一個因「通匪」而判刑的人,總有最後一個�]「反革命」而勞改的人,他們應該是重要的新聞人物,讓我們思考法律到底是什麼。  那時人人買銀元,通貨惡性膨脹,「金圓券」每小時都在眨值,餐館賣酒按碗計算酒錢,第二碗的價錢比第一碗價高,排隊買米,排尾的付出的價錢比排頭貴。坐火車的人發現餐車不斷換價目表,一杯茶去時八萬元,來時十萬元。買一斤米、鈔票的重量超過一斤,銀行收款不數多少張,只數多少綑。信封貼在郵票上、而不是郵票貼在信封上。飯比碗值錢,煤比灶值錢,衣服比人值錢。「騎馬趕不上行市」,「大街過三道,物價跳三跳,」生活矯治猶豫,訓練果斷,人人不留隔夜錢。鄉間交易要鹽不要錢,要草紙不要鈔票。  還記得讀過張恨水的小說《大富國》,人人有一本鈔票簿,每一頁上印著「1」字,付款的時候,自己掏出橡皮圖章蓋數字,圖章上刻著「○」字,你愛蓋幾個零就蓋幾個零。還讀過誰寫的《李伯大夢》,李伯打電話,接線生告訴他每分鐘多少錢,通話中間,接線生每分鐘插播進來,告訴他電話費漲了,現在每分鐘多少錢了。算盤本來十三檔,大商店用的算盤加到十七檔,因為交易的款項動輒幾百億幾千億。  那時只見新鈔不見舊鈔,鈔票還沒印好,印製的成本巳急速上漲,許多新鈔不能發出,或發出後成為廢紙。我看見兒童用新鈔摺飛機互相投射,狼藉滿地。政府只有拚命印大鈔,小鈔成綑、還有虛幻的重量和體積,三兩張大鈔在手,才令人孤苦悲悽,命薄如紙。最後新疆省銀行發行過時世界最大面額鈔票,每張六十億元,共印製四百八十萬張。二○○四年五月十四日,美國一位蒐藏家展出這張鈔票,電視螢幕上猶足以令人怵目傷心,這一張鈔票己說明多少人蕩盡了家產。  發行金圓券是個駭人的連環騙局,當初說金圓一圓含金0.22217盎司,但是並未鑄造硬幣,這是一騙;當局定下比例,以金圓券二億換回法幣六百萬億,這是二騙;本說發行總量二十億,馬上又有「限外發行」,這是三騙;然後乾脆無限制發行,最後發行量超出三十四萬倍,這是四騙。他�F誰?金圓券出籠的那天,聰明狡黠的人立刻去換銀元、買黃金,把金銀埋藏在地下,那效忠政府、信任政策的人,紛紛把黃金美鈔送給銀行兌換新鈔,政府騙了最支持他的人,騙得很無情。那時民不聊生,我和父親的生活當然也十分困難。 五月十二日,共軍開始攻打上海,他們手中有上海防衛工事的詳圖。上海南有黃浦江,北有長江,中間由西到東有蘇州河,都是天然防線。軍械庫在蘇州河以北,靠近「上海的脖子」吳淞口,出海方便。解放軍從南部進攻,我們到二十二日聽見砲聲。我完全不知道戰況發展,辦公室裡,每個人都不慌不忙,好像一切如常。到了二十四日這天,我看見每一位同事都袖手閒坐,停止辦公,他們也不談天,辦公室異常寂靜。我發現這天郵差沒來,送報生也沒來,由早晨到中午,電話沒有響過,氣氛詭異。後來知道,這天共軍已越過黃浦江,占領蘇州河以南。  二十四日這天下午,同事們一個一個減少。中校分庫長沒來上班,少校庫員上午來過、下午不見了。然後是尉官悄悄消失,我看見某上尉往皮帶裡插一把手槍,順手撈起一支汽槍,大步出門,他抬頭看電線上的小鳥,舉起汽槍射殺了一隻。他怎麼還有這份閒情!到了這個時候,怎麼還不多積一點德!人走光了,空空的辦公室裝滿惶恐,我知道我不能留下,可是我也不知道怎樣離開,軍人在「敵前」擅離職守,也許殺頭!  多年後,我知道有一首樂曲叫〈告別交響曲〉。據說當年某一樂團的團員很想回家過節,可是出錢支持樂團的「老闆」要他們演奏,樂團的指揮特別寫了這個曲子。我也從電視上看見演奏的場面,每隔一段時間,就有一兩個團員放下樂器,退出舞台,最後所有參加演奏的人都走了,只剩下音樂指揮。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,上海江灣軍械庫辦公室的情景宛然如此,不同的地方是:指揮先退,最後剩下的是我。後來知道此時湯恩伯已退到軍艦上指揮作戰,上海市長陳良已委派工務局長趙祖康代理市長,準備向中共辦理移交,只做了七天市長的趙祖康,後來寫了一篇文章,為上海的「末日」留下速寫。母親常說:「我要你安全,不要你偉大。」她老人家不知道要偉大才有安全,那是「生男埋沒隨百草」的時代,我不去找危險,危險會來找我。  且說那時,軍械庫辦公室門外出現大隊國軍,一個器宇軒昂的人來到門外,左右隨從打開地圖,聽他東指西畫。他轉頭看見我:「你在這裡幹什麼?」他朝我的符號看了一眼:「你如果要走,那就趕快離開,如果你還不走,我就永遠不再讓你走。」看樣子他是帶著軍隊來布防,他現在有最高發言權。我能判斷蘇州河以南的陣地不保,江灣已成前線。  好吧,戰地指揮官教我走、我就走,帶著我的父親。此時已是夕陽西下,父親問我:「往那裡走?有路嗎?」我說,「沒有路也得走。」父親連忙用麵粉口袋裝了一點白米,這是他逃難養成的習慣。他提起米袋,環顧四壁,掉下一滴眼淚,好大一滴淚,只有一滴。我心頭震動,原來父親也有滄桑之感,家國之痛,炎涼之憾。  通往吳淞口的公路上有成群結隊的軍人,路旁多少拋錨的汽車和坦克,東倒西歪。那時故鄉的王氏家族四散奔逃,有二十幾個年輕人逃到上海做難民,「上校爺爺」把他們一一安插在軍械庫的「監護營」裡看守倉庫,領餉吃糧,免受飢寒之苦,我在路上和他們相遇,他們和我一樣,茫茫然往可能有船的地方走。他們有人和妻子訣別,告訴妻子說「你等我兩年」,意思是兩年以後我會回來,如果我不回來、你可以改嫁。妻子慨然回答:「我等你二十年!」那時以為二十年就是天長地久了,誰知這一等就是三十五年。  一路上右方和後方遠處幾處火頭,後來知道國軍燒燬了汽車千輛和機場倉庫裡的物資。眾人走到一處軍用碼頭旁邊停住了,我們也停住,後來知道這個地方叫張華濱,位置鄰近吳淞口,上海市出海的咽喉。眾人怔怔地望著江水,誰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到這裡來,站在這裡有什麼希望。路已走到到盡頭,大海蒼茫,前景遼闊天地一望無盡,但是我們寸步難移。「在家怕鬼,出門怕水。」水是我們的屏障,也是我們的絕路。  暮色變夜色,砲聲震動碼頭,看見砲彈爆炸的火光。海面電光閃閃,海軍軍艦發砲射擊共軍的陣地,掩護國軍撤退。碼頭上堆著無數木箱,沒有閒情推測裡面是什麼物資,只盼望它能擋砲彈的碎片。來時路在我們腳下騷動,好像隨時可以豎起來,把我們舉高,使我們紛紛滑落,回到原點。以後許多年,我每逢看見「上海撤退」四個字,我就回想這天夜晚的情景,這是撤退嗎?這是逃亡!上將先逃,以後按官階高低、職權大小、分成梯次脫逃,上帝遺棄了將軍,將軍遺棄了下級官兵。  後來知道,這天夜裡,蘇州河以南地區完全失守,負責守河的五十一軍連夜開會,商討起義投共。說時快那時慢,就在守軍「找關係」向中共輸誠的時候,張華濱海面駛來一艘船,起初我以為是幻覺,可是看眾人的反應,證明那是事實。船緩緩靠岸,甲板上已經坐滿了軍人,它分明剛剛離開上海,為什麼去而復返?這個偉大的謎、慈悲的謎、至今沒人解得開。船離碼頭還有兩三呎遠,岸邊的人就往船上衝,大家都是軍人,個個跳過木馬。守船的部隊也有準備,舷邊甲板上站了一排強壯的士兵,你衝上來,他把你推下去,接二連三有人掉進江裡,我聽見類似下餃子的聲音。還是有很多人往上衝,到了這般時分,你就是銅牆鐵壁,也要來個魚死網破。  輪船趕緊後退,離碼頭更遠一些,守船的軍隊開槍鎮壓,子彈從我們頭上掠過。人群稍稍安靜下來,據說岸上的高級軍官和船上的高級軍官展開協商。大概協商有了結果,由船舷到碼頭架上一條長長的木板,好像一座獨木橋,我們可以從木板上走過去。可是又有變數,甲板上早已坐滿了官兵,他們本來已經脫離戰場,又要回來冒這莫名其妙的險,簡直火冒三尺。更何況摸黑上船的人可能踩著他們的腿,踢著他們的頭。第二波推擠出現,先上船的人朝船外推後上船的人,船外就是江水。  我緊緊抓住父親,我們裹在人流裡,父親跨上甲板,我的身體猛烈震盪,站立不穩,撒手下墜。我絕望中伸出一臂,幸而勾住了欄杆。我聽見父親低聲喚我。可憐當初在新兵連咬牙切齒練過的單槓有了用處,我慢慢把身體舉上來,這時候最怕有人再推我,這是我的最後關頭。甲板上有隻手拉了我一把,我轉危為安,那天晚上這一推一拉,我歷盡生死禍福。我們擠上甲板,只能在靠近碼頭的一邊就地插針,人太多了,船身開始傾斜,守船官兵再度開槍驅退碼頭上的人群,輪船急忙開入江心,駛向大海。天亮以後,我發現父親是甲板上僅見的老人。我們周圍都是憤憤的臉色。我小聲探問昨天晚上是誰拉了我一把,居然沒人回應,咳,他大概要避免觸犯眾怒吧,我想結一個生死之交的念頭也落空。  許多年後,我看電影《紅塵滾滾》,這部戲因三毛編劇而知名,因第一次把漢奸塑造成正面人物而引起討論。這部戲裡有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撤退的場面,一切如我親身經歷。但是我得指出,那天晚上,張華濱碼頭只有軍人,沒有平民。國軍撤退,一向受難民拖累,到上海撤退的時候,上海的老百姓看清局勢,沒人再跟著一同顛沛流離。  船上的滋味真好,「苦厭塵沙隨馬足,卻思風浪拍船頭。」我並不知道船往那裡開,只要在水上漂浮就好,行走比停留好,道路比房屋好,海水比陸地好,漂浮比沉沒好。那四年我已奔波了六千七百公里,夠了!今生今世,如果我能找到一塊土地可以站立,我再也不打算向外邁出一步。  第二天,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,上海易手。中共史家以解放上海為段落作了一個小結:解放軍以農村起家,費時三年九個月奪得全國城市的百分之五十一(一千零六十一座),然後解放軍僅僅以半年時間,再占領城市九百五十三座,合計為全國城市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八。這最後半年,解放軍進展之速,可以想見。  國軍失去上海,時在抗戰勝利、湯恩伯由柳州飛上海接收之後三年零八個月,我經過上海轉往瀋陽之後兩年零十一個月。還得指出,一九二一年七月,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租界召開,共產主義在中國萌生,二十八年後,共軍占領了上海。 此地一為別,正合了後來隱地的詩句:   擁抱我們的人   最後 都成為   看不見的背影 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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